如今,议会民主制已经不能再被称为真正的民主了。
1848年引入议会民主制时,它还建立在当时选民普遍的人生观之上。但当时这个制度本身真的是民主的吗?
这取决于如何定义“民主”一词。在古典时期的雅典,只有自由的成年男子才能投票,而且必须是雅典父亲和自由的雅典母亲所生。他至少要年满18岁;某些职务另有30岁的最低年龄要求,例如五百人议事会(boulè)的陪审员。那是一种直接民主:以举手方式表决。女性、奴隶、外邦人、未成年人,以及暂时或永久丧失权利的公民(例如因欠城邦债务)不得投票。就连有投票权的人也不能随便投票:你必须能够进入公民大会,而且只能在那里投票。场地有限。在3万至6万成年男性公民的人口中,只有约6000个位置。无法到场的人,也就无法投票。
在荷兰,1848年引入议会制度之后实行的是财产资格选举权。只有年满23岁、缴纳一定数额直接税的男性才能投票。这大约占成年男性的7%至12%。直到1917年才实现25岁以上男性的普选权,直到1922年女性才获准投票。时至今日,荷兰16岁以上的年轻成年人仍然不能投票。
大约到1960年为止,存在着“支柱化”(verzuiling)。当时有四大支柱:新教基督教、罗马天主教、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。每位选民投票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信仰或世界观。人们投给一个与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大致相符的党派纲领。每个支柱都有自己的一整套机构网络:作为天主教徒,你上天主教学校、加入天主教体育俱乐部、在天主教商店购物、收听天主教广播。你的政党与你的人生观紧密相连。
六十年代以后,人们变得越来越个人主义,并对众多议题形成了自己的观点。然而,议会制度并没有适应这种个体化。直到今天,有投票权的人仍然只能投票给宣扬该党纲领的政党代表。这导致了以下结构性问题:
1. 自由委任与选民意愿
民意代表享有自由委任。根据《宪法》第67条,议员“不受指令”(zonder last)投票。因此,他们不受当选所依据的纲领或承诺的约束。选举之后,政客可以改变立场、退出政党,甚至让联合政府垮台,而选民对此毫无发言权。
2. 政党强制与党团纪律
虽然在形式上委任是自由的,但在实践中存在很强的党团纪律。过于频繁偏离党的路线的议员,会冒失去席位或政治前途的风险。因此,个别民意代表往往对党的高层比对选举他或她的选民更负责任。
3. 立场的捆绑(一揽子问题)
选民只能在完整的立场“套餐”之间选择。例如,某人可能反对戴面纱(niqab)或罩袍(burqa),并认为穆斯林新移民应当更多地适应,但并不赞成退出欧盟。又或者某人希望大城市更关注孤独问题,却不因此支持更严格的堕胎政策。选民被迫“吞下”自己并不认同的立场。
4. 联合政府政治与组阁人的角色
在比例代表制下,选举结果很少具有决定性。组阁决定了真正的方向。组阁人(formateur)和探路人(informateur,即主持联合政府谈判的人物)并非由民众选出,却在决定哪些承诺兑现、哪些不兑现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。小党甚至个别议员因此可能获得不成比例的影响力。最终的联合执政协议往往是一个被稀释的妥协,没有任何一位选民明确为其投过票。
5. 公民缺乏有约束力的工具
在两次选举之间,没有任何有约束力的工具可用来纠偏。荷兰在国家层面没有具有约束力的公投。咨询性公投已被废除或受到严格限制,请愿和公民倡议也没有强制力。因此,公民多年来被排除在场外,即使政治明显背离了竞选承诺。
6. 政治阶层与社会之间的鸿沟
支柱化终结之后,出现了职业化的政治阶层。许多议员和部长在政治、公务员系统或与政治相关的组织之外几乎没有经验。这强化了一种感觉:“海牙”已经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,在地理和文化上越来越不能代表全国其他地方。
7. 结构性的短期导向
每四年(或更早)举行一次选举的制度,鼓励能在短期内赢得政治分数的政策。人口结构、养老金、住房市场、国防或气候等长期问题因此被淹没。结构性问题被搁置,而选民每隔几年就要再次面对新的承诺。
8. 利益团体与媒体的不平等影响力
虽然形式上人人都有一票,但实际影响力的分配并不平等。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——游说团体、利益组织、雇主和雇员组织——在结构上能够接触部长和议员。媒体议程可以强烈引导政治议程。普通选民却没有这样的渠道。
有一点是确定的:几乎所有当今的政党都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式使用选民的选票。
因此,这个问题是合理的:我们的议会民主制在目前究竟还有多少真正的民主?
摘要
如今,议会民主制已经不能再被称为真正的民主了。1848年引入时,该制度仍建立在当时选民的人生观之上,但它从一开始就有局限。在古典时期的雅典,只有雅典血统的自由男性公民才能投票,而且只有出席公民大会时才可以。女性、奴隶、外邦人和未成年人被排除在外。在荷兰,1848年之后实行财产资格选举权:只有7%至12%的成年男性可以投票。男性普选权直到1917年才出现,女性选举权则是在1922年。16岁以上的青少年至今仍不能投票。
大约到1960年为止,该制度是在支柱化的框架内运作的。人们投票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信仰或世界观,政党与各自的支柱紧密相连。六十年代以后,公民高度个体化。然而政治制度并没有因此做出调整。选民仍然只能投票给宣扬一整套党纲的政党代表。这导致八个结构性问题。
第一,民意代表享有自由委任。根据《宪法》,议员不受指令投票。他们不受当选所依据的纲领约束,可以改变立场或退出政党,而选民对此没有任何影响。
第二,在实践中存在很强的党团纪律。过于频繁偏离党的路线的人,会冒失去政治前途的风险。因此,当选者往往对党的高层比对选民更负责任。
第三,该制度迫使选民接受完整的立场“套餐”。有人可以反对罩袍而不赞成退出欧盟,或希望更关注孤独问题而不支持更严格的堕胎政策。然而他或她还是必须把整套都吞下去。
第四,在比例代表制下,选举结果很少具有决定性。组阁决定了真正的方向。并非由民众选出的组阁人和探路人,决定哪些承诺兑现、哪些不兑现。联合执政协议往往是一个被稀释的妥协,没有任何一位选民明确为其投过票。
第五,两次选举之间没有任何有约束力的工具。荷兰没有具有约束力的公投。咨询性公投已被废除或受到限制,请愿和公民倡议也没有强制力。公民多年来被排除在场外。
第六,出现了职业化的政治阶层。许多议员和部长在政治或公务员系统之外几乎没有经验。这强化了一种感觉:海牙已经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,在地理和文化上越来越不能代表全国。
第七,每四年一次的选举制度鼓励短期导向。政客专注于能迅速见效的措施,而人口结构、养老金、住房市场、国防和气候等长期问题则被搁置。
第八,实际影响力并不平等。游说团体、利益组织和媒体在结构上能够接触部长和议员。普通选民没有这样的渠道。
几乎所有政党都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式使用选民的选票。
因此,这个问题仍然是合理的:我们的议会民主制在目前究竟还有多少真正的民主?





